第四，礼不是公共的规则。

更为细致的讨论，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六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29-530页。比如，为何要引入道德考量？引入的是何种道德因素？道德在法律推理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脚踏实地，代表着一种细致的、有序的、沉稳的工作方式。

他们主张应以一种独立于自己价值和原则的方式发现法律，并将其适用到眼前案件中。[51]基于政治和道德判断，法官在适用法律的同时也在发展法律。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解释将伦理原则转化为法伦理原则，再以新造的法伦理原则处断案件。在批评者看来，如果法官除了单纯适用法律之外，还通过道德考量将道德因素带入到法律推理中，这不但会扭曲或改变法律推理的性质，而且会放弃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上文的讨论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道德的确在司法推理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试图将道德从裁判中抽空的做法都是不现实、不科学的。

整体而言，一方面承认原则的重要作用，主张充分发挥其所具备的而规则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从正面来看是要确保依法裁判立场，从反面来说实质上是要限制道德作用的发挥。[21]其次，个别道德问题争议较大，现阶段通过立法尚不能有效解决，比如同性婚姻、代孕、安乐死等问题，立法难以给予制度上的妥善安排。

该条是要激励人们见危救助，同时打消人们因救助而可能承担责任的后顾之忧。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泸民一终字第621号。[50]法律体系由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构成，外部体系更多的是形式性规则，而内部体系则主要是价值和秩序。此时，法官需要从伦理原则中寻找资源。

在道德性司法研究方面有卓越建树的德沃金，曾对法官的工作职责提出了如下劝告：说出真相（Come Clean）和脚踏实地（Get Real）。法律通过提供道德义务的内容来做到这一点，赋予所有法官以惯例法衍生的道德力量。

[64]这种个殊化体现为，法律推理所面对的是利益纠纷，是矛盾各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的一种利益争抗活动。道德作为一种法外标准，它的使用会给法官带来较大的认知负担、心理负担和证成负担。相对于立法者而言，法官是否更擅长处理道德问题？在事实上，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角色都更需要道德反思，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法官不断面临着规范性缝隙和冲突，而其他人只是偶尔才会遇到这种情况，法官的特殊职业角色要求其比一般人更会运用道德理性。法官在处理这起母女间的房屋买卖争议时，直接在判决书中引用儒家经典《孝经》，指出：古语说百善孝为先。

法律漏洞的划分颇为复杂，整体上分为法律内的漏洞与法律外的漏洞。[60]然而，前文讨论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经验上，法律推理都不可能将所有道德因素完全排除出去。在规则与原则、原则与原则冲突中，会更明显和直观地展现出形式理由与实质道德理由之间的碰撞。这里应注意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法律义务会产生法律上的强制力，所施加的是一种不能随意摆脱的义务。

面对汹涌的民意以及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社会中一种强烈声音认为，于欢基于孝道，在目睹母亲被极端侮辱的情况下刺死滋事者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协助自杀行为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合理基础，但在法律上被评价为非法，但道德评价会部分地抵消非法评价，使得该类犯罪行为在定罪量刑上能够得到从轻处理。

[14]可以说，法律推理应同时兼顾形式与实质两个面向，形式面向聚焦形式合法性，着眼于以规则适用为基础的形式推理，而实质面向强调裁判结果的妥当性或可接受性，这就涉及对规则本身正当性的考察和对裁判结果合理性的考察。可以说，维护法律的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有一定的关联，一如伯顿所指出的：这两种义务拥有相同的内容，但却有不同的背景理由以及不同的道德强制力。

当然各国情况不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通过司法造法（judicial legislation）来创设判例规则，美国宪制史上种族隔离、堕胎、同性婚姻、言论自由等重大道德议题多是通过司法解决的。从根本上讲，这是道德后果考量在发挥一种反向驱动作用。通过民主讨论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经过慎思和讨论就某些道德争议问题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尽管多数决的结果并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同意，但这种集体决策程序具有较强的正当性基础。总之，法律体系必然具有开放性。但是，应警惕直接将道德作为法源、以粗糙的道德判断直接取代法律判断的做法，从而严格地坚持道德裁判与依法裁判之间的界限。一般而言，人们认为法律推理是运用法律理由正当化裁判结论的活动。

[25]可以说，除了专业的法律思维之外，法官潜移默化地也在自修一种道德推理思维，以至于在个别复杂疑难案件中二者会通力合作。拉兹整体上认为法律推理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是一种局部自主性。

制定规则是立法者的首要工作，他们比法官更有可能也更有优势考虑规则在未来产生的后果。[66]参见陈景辉：《规则、道德衡量与法律推理》，《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49页。

[56]非常明显，法官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说理，使社会公共道德发挥一种积极修辞的作用。当法官演绎适用这一规则时，也便实现了互助、友爱的道德价值。

道德理论能够贡献给法官或司法的东西不多，不能过分地将法律的东西还原为道德。如此一来，虽然最终获得的结果一样，但法官在诉诸道德的同时并未放弃依法裁判。为讨论方便，我们将这二者分别称为正向道德驱动的后果裁判与反向道德驱动的后果裁判。第二，二阶证成程序要确保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官所援引的裁判规则比任何其它规则都更加具有可欲性。

价值的内在异质性决定了立法者难以对诸种价值进行统一式的排序。[69]See 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pp.19-24. [70]See H. L. A. Hart,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19. [71]即便法官必须考量道德、经济等社会后果，其仍应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进行裁判。

运用法律理由裁判，这是法官的义务，道德理由充其量只应发挥一种辅助性或补充性的作用。在中国语境下，立法机关的开会频次少、活动周期短，每次开会讨论内容繁重，及时启动立法程序解决社会公众急切关注的道德问题，这不太现实，立法须遵循严格的程序。

争议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遗赠协议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效力？本案中遗赠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被公证，其行为符合《继承法》中关于遗赠的规定。（一）通过考量道德因素主导裁判结果 第一种将道德安置到司法过程中的方式，就是将道德视为一种法外的后果性因素，法官通过道德直觉先形成一个预判，然后再在法律上寻找能够证成这一结论的依据，利用教义学的解释或推理方法逻辑演绎出裁判结论。

如果过分夸大或抬高道德的功用，那么，可能会出现以道德理由支配甚至取代法律理由的风险。除了道德之外，常见的后果性因素还有经济后果、政治后果、社会后果、政策后果等。这正像克龙曼在回应波斯纳的道德无用论或道德冗余论时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与其它大多数社会或政治性任务相比，法官的工作为道德理性留出了更多的空间，并且在更大程度上运用了道德理性。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在司法裁判中引入道德因素或道德推理，可能还有其它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而道德性因素是一种一阶理由，从法律推理形式合法性的角度来看，道德权衡通常无法直接作为裁判的根据。后因为这对小夫妻因车祸意外丧身，双方父母对簿公堂要求继承医院保存的冷冻胚胎。

再次，迈向一种法律与道德并重的二阶裁判理论。[56]参见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14民初9592号。

法外因素的功用主要在于帮助后续的法律推理论证和完善大前提，一旦大前提准备妥当，在后续的推理中基本上是法律理由在起决定性作用，一般只有在疑难案件中才会展现这种复杂形式的推理结构。但法官并未就此止步，认为扶危济困和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